历经二十四年商铺有了“身份证”
在家乡过完春节后，司徒夫妇近日来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会城人民法庭，迫不及待地将“领证”的消息分享给法官柯铭培，并激动地说道：“这是我们在国内的唯一房产，有了这本产权证，以后我们回家乡也更有归属感了。”
早在2000年左右，司徒夫妇购买了位于西门路的三间商铺，却一直办不了房屋产权证。后来夫妇二人移居国外，办证的事一拖就是20余年。会城法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依托“粤平安”综合治理平台，联动住建局、不动产登记中心等部门，合力为华侨夫妇解决历史遗留的办证难题。
1999年，某制衣厂、某房地产公司两家集体所有制企业联合开发建设了当地西门路某项目。次年，司徒夫妇从房地产公司处购买了该项目的三间商铺，项目还未验收就匆匆出国。后来又因土地属性为集体划拨，无法办理房屋产权证。
2003年，房地产公司集体所有制企业改革后，原有的商品房购销合同等资料灭失，企业资产表中没有上述三间商铺的信息。
多年来，司徒夫妇数次奔波回国处理办证事宜，却总因为土地性质、企业改制、资料灭失等难题无功而返。2024年，司徒夫妇无奈向新会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某房地产公司履行房产办证的合同义务。
很快，案子被分到了柯铭培团队。进一步查阅案情后，柯铭培了解到，涉案商铺的买卖及办证跨越集体企业改制前后，牵涉的主体可能不仅是商品房购销合同中的买卖双方，还必须确定涉事商铺位置、商铺状况等信息，一时半会难以查清事实。
考虑到查清事实周期较长，且司徒夫妇跨国奔波诉讼难、成本高等问题，柯铭培引导其委托在国内的姐姐作为诉讼代理人，负责对接沟通相关事宜。
之后，柯铭培团队开启了全面的事实调查。
“历史遗留办证问题盘根错节，务必要将每一项信息都核实清楚。”柯铭培说。
根据现有资料，柯铭培团队整理出可能涉及的商事主体名单，并向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协助调查函，查询涉案相关主体变更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最初开发的两家公司已分别变更为某服装有限公司、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考虑到房地产公司商铺资料灭失等情况，柯铭培将调查方向转向了另一家开发公司——服装公司。
来到服装公司登记注册地址后，柯铭培团队发现其厂房大部分空置，少部分对外出租经营，多次联系服装公司负责人未果，案件当事人也表示没有其联系方式。“找人难”成为首先需要破解的难题。
经过多次走访，在一次与门卫的聊天中，柯铭培团队获取了服装公司负责人林某的联系方式。林某明确涉案商铺确在其公司名下，所属地块出让金也已于2005年缴纳。
“涉案商铺已由与你公司一同开发的房地产公司出售给司徒夫妇，理应协助其办理登记手续。”柯铭培团队多次上门释法说理，服装公司表示愿意配合办理涉案商铺办证事宜。
“办证路”随着一步步的抽丝剥茧越发明晰，难题却接踵而至。在核对商铺信息过程中，大家发现司徒夫妇当时购买的三间商铺，实际编号却只有两个。
对此，柯铭培团队一边联系房地产公司、司徒夫妇代理人现场核对商铺实际位置，向两家开发公司调查当年对商铺预售编号的情况；另一边马不停蹄地联动不动产登记中心召开联席会议，商讨商铺预售编号与现实地址不一致情形下对办理产权证的影响和应对方案。
经多方审查确认，司徒夫妇购买的确为当时预售的三间商铺，但因后续初始登记时编号调整原因，出现“三间变两间”的“误会”。
“既然位置大家都确认，那我们能否抛开编号，根据平面图轴线确定商铺位置和大小呢？”经过一番思索，柯铭培找到了突破口，“这类专业的判定，也需要职能部门的专业加持才行。”
想好了大致的开展方向，柯铭培就在“粤平安”综合治理平台上向当地街道综治中心发起求助，希望联动住建局、不动产登记中心等职能部门，以及司徒夫妇代理人、房地产公司、服装公司等各方当事人召开办证协调会，通过购销合同附件房屋平面图轴线确定商铺位置。
“办证必须要有具体明确的地址，要符合唯一性。”不动产中心代表说。
“位置和大小都核准了，三间商铺可以用回现在两间商铺的编号。”住建局代表说。
“既然每个建筑物都有图纸，合同对标的物约定有文字编号外，能否再附图，并标注标的物的平面图？”柯铭培说。
经过近3小时的反复论证，西门路13号的商铺核定了。
电话那头的司徒夫妇听到好消息后，立马买机票回国。老商铺有了“身份证”，司徒夫妇今年在家乡过了个踏踏实实的好年。
在家乡过完春节后，司徒夫妇近日来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会城人民法庭，迫不及待地将“领证”的消息分享给法官柯铭培，并激动地说道：“这是我们在国内的唯一房产，有了这本产权证，以后我们回家乡也更有归属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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